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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一队军用汽车驶出了疗养院的大门。还在大门口时，坐在其中一辆汽车踏板上的斯特鲁契柯夫少校就唱起了他喜爱的“山梨树”这首歌。歌声在其他车辆里得到了呼应，于是离别的祝福、祝愿，布尔那兹扬的俏皮话以及济诺奇卡在汽车窗口旁对阿列克谢大声说的临别赠言——所有这一切都湮没在这首朴实而又回味无穷的老歌的歌词中。这首被遗忘了多年的老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岁月里重新恢复了活力，并且支配着人们的心灵。

    就这样，汽车满载着乐曲那和谐浑厚的旋律离去了。当歌曲唱完时，大家都沉默起来，谁也不说一句话，直到窗外掠过首都郊外第一批工厂和小村庄为止。

    敞怀坐在踏板上的斯特鲁契柯夫少校面带微笑，望着莫斯科郊外的美景，他心潮起伏。这位永恒的战争漂泊者一直在漂游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心满意足。他被派往一个连他自己暂时也不知道的飞行队，但这对他就和回家一样。密列西耶夫默默无语，坐立不安。他觉得最艰难的事还在前面，有谁知道，他能不能克服那些新的困难。

    下车后，密列西耶夫哪儿也没有去，甚至连住的地方也不关心，就直接去见米洛沃里斯基了。在那里，他碰上了第一个挫折。他煞费苦心争取到的同情者竟有急事出差去了，而且不会很快回来。有人建议阿列克谢按照规定的程序递交一份报告。密列西耶夫当时就坐到走廊的窗台上写好了报告，然后把它交给了军需主任。主任个于不高，瘦瘦的，眼睛无神、他答应尽力而为，让他过两天再来。无论飞行员怎么请求他、恳求他，甚至威胁他也无济于事。军需主任只是把他那骨瘦如柴的小手放到胸前说这是规定的程序，他个人无权违反它。也许他真的帮不上忙。密列西耶夫只好挥挥手离开了。

    于是他在军团办公室里的奔波开始了。而且事情还由于他被匆忙送进医院时丢失了物品证、粮证和取款证，他也没有来得及补办它们而变得更加棘手。他甚至连介绍信也没有。虽然和蔼热心的军需主任答应马上给他所在的军团打电话，申请必要的手续，但是密列西耶夫十分清楚这些手续的办理是缓慢的。他也清楚他将要在每一公斤面包和每一公斤糖都要严格配给的严酷的战时莫斯科住一段时间，没有钱，没有住处，没有口粮。

    他给军医院的安纽塔打了电话。从她的讲话声中可以判断出，她很忙或者有什么操心事，但她对他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而且要他这些天就住在她的房间里。因为战时她住在医院里，所以要他不用客气，也别拘束。

    疗养院为每个上路的战友准备了够五天吃的干粮，所以阿列克谢没有多想，就精神抖擞地朝那个他熟悉的小旧房走去。小房位于一群高大结实的新建筑物后面，在一个庭院的深处。这回，有吃的东西，有住的地方，他可以安心等待了。他沿着熟悉的、螺旋形的楼梯走上去，楼内漆黑一片，散发着猫屎味、煤油味和潮湿衣服的气味。他摸到了房门，使劲地敲了敲。

    用两条粗铁链拴着的门开了一条缝，从那儿探出一个老太太尖尖的小脸。她既好奇，又有些疑惑地打量了阿列克谢一番，盘问道：他是做什么的，找谁，姓什么。问过之后，就听见一阵链条声，门这才打开。

    “安娜-达尼洛夫娜不在家，不过她打了电话谈到了您。请进，我带您去她的房间。”

    老太太用那双无神昏花的眼睛在他的脸上、军装上，尤其在背包上打量着。

    “也许您需要烧点热水吧？那边灶上是安尼契卡的炉子，我给您烧……”

    阿列克谢大大方方地走进了熟悉的房间。也许，斯特鲁契柯夫练就的军人四海为家的本领开始传给了他。所以，当他闻到旧木头、灰尘、樟脑以及这些实实在在地服务了几十年的旧家具散发出来的熟悉的气味后，他甚至激动起来，好像是经历了长期的流浪，终于回到了故乡的屋檐下。

    老太太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不停地讲着某个面包铺里排队的情形。她说，在那儿，如果走运的话，那么凭供应证就可以买到奶油鸡蛋面包，而不是黑面包。她还说，有一天她在有轨电车上听到一个举止稳重的军人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吃了败仗，希特勒大概气得精神失常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在德国指挥的是他的替身；她又说，她的邻居阿列夫季娜-阿尔卡吉叶夫娜无缘无故地拿到了工作证，还从她这儿借走了非常好看的搪瓷奶罐，不还给她；还说，安娜-达尼洛夫娜是已经撤退到后方的、深受人们尊敬的一对夫妇的女儿。这个姑娘人好，性情温和，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像有些人，她从不跟人随便交朋友，也不随便领男伴回家。

    “您，是她的未婚夫吗？是苏联英雄吗？是坦克手吗？”

    “不，我是一名普通的飞行员。”密列西耶夫答道。他刚说完，就看到老太太那善变的脸上怀疑、委屈、不信任和气愤一起涌现出来，他差点笑出声来。

    她紧闭双唇，气呼呼地砰的一声关上门，完全没有了刚才那种关心和友好，而是在走廊里抱怨着：

    “如果是这样，那么需要热水，你就自己在蓝色煤油炉上烧吧！”

    安纽塔大概在撤运站的工作非常忙。在今天这样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里，房间全然是一副无人问津的样子，所有的东西上都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窗台上和橱柜上的花很久没有浇上都枯黄凋谢了。桌上放着一把茶壶，满桌都是发霉的面包皮。钢琴上也蒙着一层软软的灰色尘上。一只大苍蝇在昏黄暗淡的玻璃窗上乱撞着，沮丧地嗡嗡叫着，好像在这沉闷不通风的空气中喘不过气来似的。

    密列西耶夫敞开窗户。窗外是一块斜坡形的梯田。一阵清新的空气吹了进来，把沉积的灰尘吹了起来，就像扬起了一层薄薄的雾。突然阿列克谢的脑子里冒出一个愉快的念头：打扫一下这个被弃置不管的房间，如果安纽塔晚上能脱身回家的话，让她大吃一惊，也让她高兴高兴。他从老太太那儿借来水桶、抹布、扫帚，开始专心地作起这项历来被男人瞧不起的工作。他又是擦，又是扫，又是除灰，又是清洗，干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他为自己做了这项并不困难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傍晚时分，他往桥头走去。还在他到这儿来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小姑娘在卖鲜艳的、沉甸甸的秋紫宛。他买了几枝，插到花瓶里，放到桌子上和钢琴上，然后坐在舒服的绿色安乐椅中，浑身感到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倦意。这时老太太正用他带来的干粮在厨房烹制晚餐，他贪婪地闻着从厨房飘来的香味。

    但是安纽塔回来时是那么疲惫不堪，以至于她只是勉勉强强跟他打了个招呼，立刻倒在沙发上，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周围的一切都在闪光发亮。过了几分钟，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喝了点水，她才惊讶地环顾四周，她明白了一切，疲倦地笑了笑，感激地握了握密列西耶夫的胳膊肘，说：

    “难怪葛里沙那么爱您，连我都有些嫉妒了。阿辽沙，难道这部是您……您亲自做的？您真是太好了！您有没有收到葛里沙的信？他在那边。前天寄来一封信，很短，两句话：他在斯大林格勒。还有，这个怪人写道，他在留胡子。这就是他想出来的办法，可算有时间了……那边很危险，是吗？您说话呀，阿辽沙，啊！人们把斯大林格勒说得太可怕了！”

    “那里在打仗！”

    阿列克谢叹了一口气，脸色变得很忧郁。他羡慕所有在那边的人。在那儿，在伏尔加河流域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大家对此谈得沸沸扬扬。

    他们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用罐头肉烹制的晚餐，他们吃得很开心。由于住宅内的另一个房间被钉死了，所以他们就像亲兄妹似地睡在一个房间里。安纽塔睡在床上，阿列克谢睡在沙发上。他们一躺下，立刻就像青年人那样沉睡了。

    呵列克谢刚一睁开眼睛，立刻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这时一束束满含灰尘的太阳光已经斜照在地板上。安纽塔上班去了。他的沙发背上钉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急着去医院。茶在桌子上，面包在柜橱里，糖吃完了。星期六之前不能回来。安”

    这些天阿列克谢几乎没有离开过房间。由于无事可做，他就把老太太所有的煤油炉和煤油器具重新修好，把锅焊上，把汗关和插座修好，甚至还在老太太的求情下把泼妇阿列夫季耶-阿尔卡吉叶夫娜的咖啡坛也修好了。即便这样，她拿走的搪瓷奶罐仍然没有还回来。阿列克谢所做的一切深深地赢得了这对老夫妇对他的好感。她丈夫是建筑联合公司的工人，防空工作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个忙得昼夜回不了家的人。老夫妇俩领悟道，坦克手当然是好人，但飞行员也不比他们差，甚至，你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别看职业是飞行员，但他们却是些勤俭、认真、爱家的人。

    去干部处打听结果的头一天夜里，阿列克谢一直睁眼在沙发床上躺着。天蒙蒙亮他就起来了，刮了胡子，洗了脸。机关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走到要决定他命运的行政管理部少校的桌前。他进屋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少校。少校似乎没有看见他，在桌旁忙碌着，取出公文夹，把它打开，打了个电话，又详细地告诉女秘书怎样编写简历的号码，然后又出去了一趟，过了好久才回来。这时候，阿列克谢一看到他那张长鼻子、剃得干净的腮帮、嘴唇红润的长脸和那个几乎与偏平的额头连到一块的锃亮的秃顶，气就不打一处来。做完这一切，少校翻了一页日历，这才抬眼看了看来访者。

    “上尉同志，您找我吗？”他用一种稳重而自信的男低音问道。

    密列西耶夫讲了自己的情况。少校让女秘书去取他的材料，趁这机会，少校伸了伸腿，用牙签剔着牙，还不失体统地用左手挡着。材料送来后，他用手帕把牙签擦净，用纸包上，放到制服兜里，开始看“简历”。大概他读到了截去双脚这句话，他急忙对阿列克谢指了指椅子，好像在说，请坐，为什么站着，随后又低头去看材料。看完材料，他问：

    “喂，您照实说吧，想要什么？”

    “我想得到一张到歼击机飞行团的派遣证。”

    少校往椅背上一靠，惊奇地望着这位仍旧站在他面前的飞行员，亲自给他挪来一把椅子。他宽宽的眉毛更是高高地爬到了光滑的胖额头上。

    “可是，您是不能飞行的呀！”

    “我能飞，我要飞。可以派我到训练学校试试。”密列西耶夫几乎喊着说，他的语气中饱含着那样无法抑制的渴望，以至于坐在邻桌后面的军人抬起头，想了解一下这个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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