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会儿,他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唱歌的时候他简直是大卫王,可干起事儿来,却像恶毒的押沙龙!”
“啊,又会唱又会跳,花言巧语的,跳啊跳啊,能跳多远?”
我不再读诗,仔细地听着,看着他阴郁的面孔。他眯着眼,从我头顶望过去,看着窗外,他的两眼忧郁而又温和。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金黄色的眉毛抖动着。
“外祖父!”
“啊?”
“讲个故事吧!”
“懒鬼,你念吧!”他揉了揉眼睛,好像刚刚醒过来。
可我认为他更喜欢的是笑话,而不是什么诗篇。不过,所有的诗篇他几乎都记得,他发誓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高声念上几节,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似的。
我反复地央求他,他终于让了步。
“好吧好吧!诗篇永远都在你身上,我快要去上帝那儿接受审判了……”说着,他往那把古老安乐椅的绣花靠背上一仰,望着天花板,讲起了陈年旧事,“很久很久以前,来了一伙土匪。我爷爷的爸爸去报警,土匪追上了他,用马刀把他砍死了,把他扔在了大钟的下面。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记事儿是在1812年,那会儿我刚12岁。巴拉赫纳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他们都很矮小,穿得破衣烂衫的,连要饭的都不如,他们全都冻坏了,站都站不住。老百姓围上去,要打死他们,可押送的士兵不让,把老百姓都赶回了家。可后来,大家和这些法国人都熟了,他们是些快乐的人,经常唱歌。后来,从涅日涅来了一大群老爷,他们都是坐着三套马车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打骂法国人,态度很不好;有些人则和蔼地用法国话和他们交谈,送给他们衣服,还给钱。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哭了:‘拿破仑可把法国人给害苦了!你看看,俄国人心眼多好,连老爷们都怜悯我们……’”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手摸了一下头,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
“冬天里,肆虐的暴风雪横扫城市,酷冷严寒,简直要冻死人!法国俘虏们这时候就会跑到我们家的窗户下面跳啊、闹啊,敲玻璃,他们向我母亲要热面包。我母亲是卖面包的。她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一把抓过来就揣到了怀里,那可是刚出炉的东西啊!他们居然一下子就贴到了肉上!很多法国人就这么冻死了,他们不习惯这么冷的天气。我们的菜园里有间浴室,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叫米勒。军官奇瘦无比,皮包着骨头,穿一件只到他膝盖的女式外套。他为人很和气,可嗜酒如命。我母亲偷着酿造啤酒卖,他总是买了去大喝一通,喝完了就唱歌。他学会了点俄国话,经常说:‘啊,你们这儿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这种话我们可以听懂。是啊,咱们这块地方可不如伏尔加河下游,那里暖和多了,过了里海,一年四季不见雪。《福音》、《使徒行传》都没有提到过雪和冬天,耶稣就住在那儿……好了,读完诗,咱们就读《福音》书!”
他不吭声了,像是睡着了,斜着眼瞪着窗外,更显得他瘦小了。
“讲啊!”我小心地说。
“啊,好!”他一抖,接着说:“法国也是人啊,不比我们缺什么。他们喊我母亲为‘马达姆’,马达姆的意思就是‘太太’,啊,太太,太太,可我们这位太太能一次扛上五普特面粉。她那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简直有点可怕,我20岁的时候,她还能揪住我的头发毫不费力地摇晃几下。勤务兵米勒特别喜欢马,他经常去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打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开始大家还怕他有什么坏主意,可后来老百姓们都主动去找他:米勒,洗马!这时候,他就会一笑,低着头跟着走了。他是个红头发、大鼻子的家伙,嘴唇特别厚。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给马治病也是一绝。后来,他在涅日涅做了个马医,不久以后,他疯了,被人活活打死了。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涅果拉的纪念日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着,把头伸到了外面,死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他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人和人的亲近,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想跟他学法国话,可母亲不让。她把我领到神甫那儿,神甫找人打了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唉,宝贝儿,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你没有赶上,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外祖父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他讲到自己的事时就这样,一反他平时那股小心翼翼、若有所思的状态。
我非常不喜欢他这种样子,也就不喜欢他谈自己的事了。他讲的事我非常不愿意记住,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他一味地回忆过去,脑子里没有童话,也没有故事,只有过去的事情,他不喜欢别人给他提问题,可我偏要问问他:“啊,那你说谁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可能奴隶时代的人还好点儿,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现在可好,自由了,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可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蛋,脑袋跟口袋似的,随便你往里边装点什么,他都兜着走。”
“俄国人有劲儿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只有力气没用,还要敏捷,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向我们进攻?”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
“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人过一样的日子,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当然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长得一样,没法区别,鱼可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鳟鱼和鲶鱼合不来,鲟鱼和青鱼也不能做朋友。我们俄国也出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提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有点让人不高兴。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她坐在角落里,许久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
可是她会突然柔和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多好啊?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是在霍乱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拉尼茨人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没错儿!”
我又问:“奥拉尼茨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外祖父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工厂里乡村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有人跑,有人追。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鼻子打破,额头上砸上印,作为惩戒的标记。”
“为什么?”
“这就不好说了,不是要咱们明白的事儿。”
外祖母又说:“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外祖父很严肃地问:“哪一次大火?”他们开始一起回忆过去,把我给忘了。他们用不高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回忆着,好像是在唱歌,都是些不怎么快乐的歌:疾病、暴死、失火、打架、乞丐、老爷……
“你倒是都看见了啊!”外祖父嘟囔着。
“什么也忘不了!”
“你还记得生过沃廖莎后的那年春天吧?”
“噢,那是1848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把教父古洪拉了壮丁去打仗……他以后就再无消息……”
外祖母叹了一声:“是的是的!不过,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不断地光临咱们家了。唉,沃尔沃拉……”
“行啦,老爷子!”
外祖父阴了脸:“行什么行?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他有点不能自控地乱喊乱叫起来,臭骂自己的女儿,向外祖母挥舞他瘦小的拳头:“都是你!你把他们惯坏了,臭老婆子!”他吼了起来,跑到圣像跟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上帝啊,我的罪孽就如此深重吗?为什么?”他泪如雨下,目露凶光。
外祖母画着十字,低声安慰着他:“你别这样了!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看看比咱们的儿女强的人家可不多啊!老爷子,谁的家也都是这样,吵吵闹闹的,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不止你一个人啊……”
这些话似乎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往床上一坐,好像睡着了。
如果和往常一样,我和外祖母一起回到顶楼上去睡觉也就没事儿了,可这一次外祖母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外祖父猛地一翻身,抡起拳头啪的一声打在了外祖母的脸上。外祖母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她用手按住了嘴唇上流血的伤口,低声说:“你这个傻瓜!”
然后向他的脚前面吐了一口。
他吼了一声,举起手:“我打死你!”
“大傻瓜!”外祖母又说了一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去,她随手一带门,门扇差点砸在他脸上。
“臭老婆子!”外祖父用手扶住门框,用力地挠着。
我简直有点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我外祖母,我感到奇耻大辱!他还在那儿挠着门框,许久许久才痛苦地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屋子中间,跪下,往前一趴,又直起了上身,捶着胸:“上帝啊,上帝啊……”
我一下子就跑了出去。外祖母在顶楼上漱着口。
“疼吗?”我心疼地问外祖母。
她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安静地说:“没事儿,只是嘴唇破了!”
“他为什么这样?”我气愤地说。
她看了看窗外,有些无奈地说:“他总感到事事不如意,所以老发脾气……你快睡吧,别想这些了……”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她终于严厉地说:“怎么不听话,快睡觉!”她在窗户旁边坐下,吸溜着嘴唇,不断地往手绢里吐着流出的血。
我上了床,一边脱衣服,一边看着她。她头顶上方青色的窗户外,闪着星光。街上很静,屋子里很黑。她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睡吧,孩子,我得去看看他……你不要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错儿……睡吧!”她亲了亲我,走了出去。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清冷的街道,心里难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