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小厮屁滚尿流的逃走了,薛槑见他们远去,对吴明问道:“老君,长乐坊是干嘛的,似乎很厉害的样子,你给我说道说道。”
吴明白了薛槑一眼,心想这小子真不愧是井底之蛙,长乐坊在金陵鼎有名气,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于是开口说道:“长乐坊是金陵城中出名的销金窟,没钱之人进不去,而有钱人在里面一掷千金,多数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薛槑恍然说道:“我想起来了,鲁木匠就是在那里赌输了钱财,欠下债务,弄得妻离子散。原来长乐坊是赌坊啊,开这间赌坊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吴明说道:“我朝明令禁止赌博,长乐坊自然也不敢顶风作案。所以,台面上而言,长乐坊只是吃喝玩乐的所在,跟‘快活林’一样,只是人们找乐子的地方,虽然有歌姬舞女,却不敢设赌场。”
吴明所言不错,明太祖用尽办法禁赌,大明律法规定凡犯赌博者一律砍手。明建都南京后,朱元璋曾下旨在今淮清桥北建造一座“逍遥楼”。楼中富丽堂皇,配有多种赌具,他下令将赌博者关押其中,任他们纵情去赌,不给吃喝。赌棍们饿极之下无心恋赌,纷纷醒悟惟有自食其力才是人生正途。同时朱元璋又下令严惩一批赌头,使得京城内外赌风静止,广受朝野称道。
对赌博的禁止,不止明代,华夏历朝历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措施,禁止赌博。秦代对于私下设赌者,处以“刺黥”的刑罚(黥:在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汉朝规定,凡官吏“博戏”财物者,罢黜官职,“籍其财”。不但没收赃款赃物,还要罚得他倾家荡产。唐朝规定,发现赌者,“杖一百”,并没收家籍“浮财”。如是设赌抽头渔利者,律定“计赃准盗论”。而如在京城设赌被抓获处以极刑,民间设赌抓获则处以充军。如果说这些刑罚过重,那是没有参考北宋禁赌的律法,在北宋时期,若是被抓到赌博,可是要掉脑袋的。
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在实际的处罚中,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定律规定:凡在京城赌博者一律处斩,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这种以铁血手腕治赌的办法尽管残酷,但起到了净化作用,一时社会安定。
元朝法律对赌博严加禁止,除了杖刑之处,严重者还要流放。明朝抓到犯赌博者一律砍手。所以吴明的话,是有根据的,大明就算真有不怕死想开赌坊的,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写上某某赌坊,而只敢以地下钱庄的形式,经营相关业务。
长乐坊便是地下世界三大暗势力之一,坊内虽然不设置赌场,却有专供斗促织的擂台。按理说促织也算是赌博的一种,长乐坊这样明目张胆的设置擂台,官府却不加追求,倒不是官府收了好处,相互勾结,而是因为皇帝的缘故。
这是宣德年间,皇帝朱瞻基喜好促织,是以上行下效,举国上下,都爱上了这个特殊的“游戏”。既然皇上都应允了,自然也算不上赌博了,长乐坊为此培养了许多擅长促织之戏的异人,更不惜重金购买了凶悍擅斗的促织。
后世蒲松龄撰写的《聊斋志异》中,就有一篇《促织》,记录了这件事。故事中,官吏假借促织征收人丁税,百姓苦不堪言,直至家破人亡。此篇章讽刺了官吏的残酷,也鞭挞了统治的无情。
聊斋先生关心民生疾苦,这样写无可厚非,也是事出有因。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吏胥干出来的缺德事。其实朱瞻基执政时期,政治清明,选贤任能,庇护文化,稳定治安,百姓安居,经济繁荣。在皇权社会,算得上一个好时期,所以后世史学家才将朱瞻基统治时期跟他父亲统治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就在吴明跟薛槑说话之时,夏志安走了出来,长长出了一口,说道:“刀已经顺利拔出来了,伤口也止血,包扎好了。梁朗将需要调养,可老夫见他眼中神色,似乎很不快啊,二公子,老夫斗胆请你解开他的穴道,不然耽误了什么事就不好了。”
夏大夫见梁中秋始终一言不发,一开始还以为他定力好,后来才反应过来他是被封住了穴道。薛槑让吴明进去替梁中秋解开穴道,吴明走进了屋子,片刻之后,便听到梁中秋暴喝一声:“你们这两个狗贼,我跟你们没完。”声音还未消失,便见他从房里冲了出来。
梁中秋一张脸憋得发紫,大声问道:“茅房在哪,快,快告诉我,我快爆了。”
夏大夫连忙指着茅房的方向,梁中秋一溜烟冲了过去。薛槑捂着嘴偷笑,吴明走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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