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詹纳提着手提箱下了邮车之后,有些迷茫地四处望了望。他的仆人将大件行李搬下马车。没等他看清楚四周,一块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詹纳先生?”举牌人是一个打扮入时、长相斯文的少年,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询问。
詹纳有些诧异;他知道有人会来接他,但他以为会是一个杂役,但现在看来更像一个家境不错的年轻学生。
“是我。你好。”礼尚往来,他也用上了有些生涩的法语。
“你好!我叫皮埃尔·卡巴尼,在王后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今后的助手,”学生热情地说,“我来接你到凡尔赛。”
詹纳注意到他提到“王后图书馆”时脸上一闪而过的自豪,就好像提到的是什么学术协会一样。
“是到凡尔赛宫吗?”
“就在凡尔赛宫旁边的凡尔赛镇。那是我们未来工作的地方。”
结果,才刚搬下的行李又被搬上了另一辆马车。
詹纳发觉他颇为喜欢这个学生。他们都会一点对方的语言,因为专业缘故还都学过拉丁语;结果就是他们的对话让一旁的男仆完全云里雾里——那是三种语言的奇异混合。配合上手势和表情,对话居然进行得非常顺利。英国医生不由得对自己的法国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
他自己已经够年轻了,这个学生则更小,不到18岁,但已经独自在巴黎生活了两年——带着一个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仆人。
“在布里夫学习的时候我天天跟老师作对,父亲大伤脑筋,干脆把我丢到了巴黎,让我吃吃苦头。”
“我原先的理想是做一个诗人,而父亲一心想让我当医生,因为收入更高、更稳定。我一直不愿意,但是自从被朋友带去王后图书馆之后,接触了一些医院的学生,我发觉医学也很有趣。而且,你知道,很有意义。我想我说不定可以同时兼顾,比如说,做个诗人中最好的医生,医生中最好的诗人。”
詹纳不由得笑起来:“我14岁就给一个外科医生当学徒了,还真没有想过别的。”
“那如果你有机会做点别的呢?”
“嗯……”詹纳看着道路两旁的树林和穿梭其中的飞鸟,“或许我会研究动物学。”
卡巴尼又问起了詹纳到法国之后的感受;詹纳的回答不算有新意。对巴黎,他称赞的是美丽而整齐——自太阳王以来,法国国王一直有对城市进行统一规划的传统。他没有提到脏乱臭的街道,因为在伦敦,情形也差不多。
“港口的建设比英国要好得多。还有灯塔。对了,我敢说道路也比英国要好。”
“是吗?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的。”
“哦,去了英国你就知道。从敦刻尔克港过来的一路上,我发现连许多小城镇之间,都连接着漂亮的大路,行人却非常稀少。在英国你根本不敢想象。只要走的人稍微少一点,政府就不愿意出一分钱修路了。”
“实用主义,这样挺好的。”卡巴尼说,“我们这儿常有人指责政府修这些路华而不实,是在胡乱花钱。”
在道路对经济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显著时,修路的目的通常是政治的。法国(相对同时代其它欧洲国家的)集权主义和大政府主义为修建路网提供了动力。如果要在欧洲找到先例,那大约是罗马——为了巩固不断征服占领的新领土,他们需要优秀的路网。在东方,中国也是个好例子;虽然这一点有时国人不太注意,但反推即可知,以中央集权制长期稳定地维持偌大疆土,没有好路网是很难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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