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跑,就要回家拿钱拿东西。
而且,就算黄皮不回来,当机立断马上走也不怕。出九镇的四条主要干道上都有三哥的人,只要哪一方有发现了,都会打电话通知三哥,我们就立马向打电话的地方赶。如果没有,我们就一直在家里等到看见黄皮他们为止。
三哥的计划可以说是考虑到了一切,黄皮基本是插翅难逃。
但唯一的漏洞是,三哥并没有办法算到黄皮会去哪里。如果他决定跑远一点,一段时间不回来,那我们也不可能跟着他一路到天涯海角,我们只能在路上找个地方办他。
这样的话,就会有风险。
江湖人办事,有个说法,叫一市二路三白天,就是说人多的集市、马路、白天,这三样都是容易出事的大忌。
可现在黄皮的车是从九镇东边公路出的城,那是通往我们市区的道路。
这正是三哥想要的最好结果。
一路无语,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车停在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道上面,斜对面百来米的地方,黄皮、向志伟,还有一个年轻人,一起走下了桑塔纳。
黄皮绕到司机座旁,俯下头去和司机说了几句话,又掏出几张钱递给了司机,车子调头离去。
随后,黄皮几人走到了街边一个叫做“阿伟小卖部”的店子前,买了包烟,再用柜台上的公用电话打了个电话。二十分钟左右,一辆的士停在了他们面前,下来一个中等个头,拎着棕色公文包的男人。黄皮独自走了过去,两人亲热地握手拍肩打着招呼,男人手舞足蹈地拍着胸部说了半天之后,黄皮对着身后的向志伟两人一招手,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坐上了的士。
过了大概两条街之后,的士停在了一家叫做锰矿工业集团招待所的大楼前面,四人纷纷下车,走了进去。
又过了二十分钟,三哥要泥巴去看看招待所大厅有没有人。
五分钟后,泥巴回来了,说并没有看到黄皮他们的踪影。
这里,应该就是黄皮的落脚点。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的车子就停在招待所旁边的一个拐角处,除了叫两位司机下去买烟买水买槟榔之外,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下车。
六点过十分的时候,黄皮几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先是打的到了一家餐馆,杯来盏往吃起了晚饭。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却只能憋在小小的车厢里面喝娃哈哈,啃小浣熊干脆面,边吃边饿。
好不容易等他们吃完了,这帮家伙却转头又跑去了一家发廊,干嘛去的想必大家都知道,反正肯定不是剪头发。
足足等到了晚上十点多,神清气爽的几人这才在男子的带领之下回到了招待所背后的一条巷子。巷子不长,一头通往招待所前面大街,另一头通向了招待所右边的另一条马路,位于这条巷子东头靠里面一点的位置,离招待所后门不远处,有一家夜宵摊,余兴未尽的黄皮几人在摊子上坐了下来。
时间慢慢过去,夜已经深了,四周民居中隐隐传来的种种声音缓缓安静下来,从各不相同的窗口里面透出的那些同样黯淡温暖的橘黄色灯光,不知何时,也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熄灭。
经过白天的喧闹之后,整个世界在此时呈现出了一种神秘而诡异的静谧。车前街道边一处屋檐下避风的角落里,有位流落街头的疯子,在寒风中紧了紧身上的半片破布,偶尔传来的两句咳嗽声却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与关怀。
狭长的巷子里,除了烧烤摊上还在吃东西的几个人之外,路上基本再也见不到其他人影。
我们的车子停在巷口外一处灯光不及的隐蔽处,小面包的后车盖已经打开,癫子掀开了铺在上面的毛毯,从本来放备胎的地方拿出了一个又大又长的袋子。
袋子打开,一堆长短不一,寒芒闪烁的刀枪顿时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在三哥的安排下,他和明哥、小二爷一人拿了把小手枪,癫子则拿了唯一的一把被用锯子锯掉了枪管的猎枪,我们剩下的人则各自挑选了趁手的刀具。
最后,癫子不知道又从哪里摸出了好几顶那种九十年代中后期,冬天的时候,很多人骑自行车喜欢戴的毛线帽子,有个短短的帽檐儿,帽子上还缝制了一条宽宽的毛线带,不用的时候可以扣在帽檐儿上,用的时候拉下来,刚好能盖住大半个脸部。
收拾停当之后,三哥安排明哥和袁伟、地儿就留在佳美车上,堵住一头口子,小二爷和牯牛两个人则绕到招待所里面,守住后门。
我们剩下的其他人全部都跟着三哥一起坐上了小面包,车子缓缓开动,滑进了巷子口,夜宵摊上,谈笑风生的黄皮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耳边传来了三哥的说话:“都把帽子带好。”
车厢里,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将那条带子从帽檐儿上拉下,盖在了自己脸上。
自从三哥决定了动手日期之后的这些天以来,我如同惊弓之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但事到临头,我却奇怪地发现,自己并不紧张了,我只是专心致志地盯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