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政策是由Dr Mahathir Mohamad于1991年6月17日正式宣布实施的。在此之前的1991年2月28日,他在马来西亚企业理事会上的一次讲话中,就已宣布了“2020宏愿”( wawasan 2020):到2020年,马来西亚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新政策的宣布,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结束,但却继续保留了该政策下的两大目标:消除贫困和社会重组,国家的“扶弱政策”也因此仍是既定的方针。从经济方面看,两个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新经济政策以信托制为基础,国家发展政策则是通过加大私有化,通过削减国家支出,停止新经济政策的重建需求,放松国外投资条件,以及东亚直接投资等方式,让以新兴的马来工商资产阶级为主的土著亲自参与市场竞争,国家则在政治和法律上保护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不会受到威胁。
不管怎样,为了实现“2020宏愿”,国家发展政策由于强调经济增长,所以无法忽视华裔马来西亚人这支重要的国家经济力量。新的发展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在社会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在同样重视公平(偏向马来人的公平)的同时,自然也要更多地关注效率。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要求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求社会的稳定和安宁,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在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巫统主导的政府对非土著族群的利益和要求开始持某种宽容态度,并向他们释放出了某种“小开明”(tion,亦译为“小开放”)的姿态。当然,出现这种变化,与巫统及其影响下的马来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严重分裂,Mahathir政治地位不断面临挑战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有限民主制(民主选举和代议制国会)下,华人手中的选票有时还是被关注的。事实上,Mahathir就曾不止一次借助华人的支持渡过他的政治难关。
一、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
Mahathir在宣布“2020宏愿”时,指出国家的全面发展将面临着九大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宽容的社会的挑战。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肤色和信仰的马来西亚人,都可以自由主张和坚持自己的风俗习惯、文化和宗教信仰,并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国家(民族)。”实事求是地讲,这在马来西亚是一种十分开明的态度。然而,众所周知,首相Mahathir早年却是一位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不过,他后来也向人们证明,自己同样是一位有客观务实一面的马来政治领袖,因为他敢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种族群、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构成的多元社会这一事实。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曾讲道:“从前,(同化)这个概念是要人们变成百分之百的马来人,方能成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现在接受的概念是,这是一个多种族国家。我们要的是修桥,而不是要彻底拆除隔离我们的障碍。我们不打算让所有的华人改信伊斯兰教。我们告诉我们的人民——穆斯林:‘你们不要试图迫使(他)人改信。”在此基础上,他也重视国家认同,但不是完全采取强迫手段,而是要通过推行“马来西亚族”(Bangsa ysia,也是在关于“2020宏愿”的那次讲话中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来达到他的目的。
在马来语中,bangsa这个词有“族”、“国民”和“人民”多重含义,因此,既可以译成“马来西亚族”(这是马来西亚华人选择的译法),也可以译为“马来西亚国民”和“马来西亚人民”。不论哪一种译法,我们注意到,在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995年,国阵赢得大选胜利的几个月后,Mahathir关于“马来西亚族”曾这样解释道:“Bangsaysia指的是将自己与国家认同,讲马来西亚语(Bahasaysia,即马来语,引者),并接受宪法的人们。为了实现Bangsa ysia这一目标,人们应开始相互接受他们的现在,而不管什么种族和宗教。”他还讲过:这个国家将“由一个‘马来西亚族’构成,它内在和睦,地域划一,族群一体,充满和谐,完全公正。”
毫无疑问,首相Mahathir在前引那段话中,表达的是一种基于国家认同的超种族主义的理念。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华裔马来西亚人可以接受的理念。他们认为“这是国阵开放和政策宽大”的表示。“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与独立以来华人(民主行动党)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主张亦有某种相合之处。“毫无疑问,非马来人对‘马来西亚族’概念是报以很欢迎的态度的,因为,这一概念被普遍地认为,是‘完全取消’了巫统领导的政府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令人恼怒的同化政策。”的确,在这个概念里,似没有坚持非马来人一定要完全马来化的同化要求,当然,如果把一定要讲马来语看做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的话(当然应该这样认为),一定的同化含义还是存在的。直接向国家认同,而不是通过向马来人认同即马来化来达致国家认同,对于华人而言还是容易接受的。所以,有西方学者讲:“在马来西亚,族群冲突,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不平衡或政治敌对,也与保存和强加的族群身份之间的斗争有关——土著族群的马来人想把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强加于国家,非马来人则决心保存他们特有的文化身份。”
二、新马来人(yu Baru)与新华人多元文化主义的“马来西亚族”概念的提出,对于马来人而言,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认识“马来族”
( Bangsa yu)与“马来西亚族”的关系?根据Mahathir的解释,“马来西亚族”这个概念无意取代任何一个族群,即“不会放弃人们的文化、宗教或语言”,而是在承认多元族群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将他们按照国家认同予以整合,所以,马来人无需担心本民族会由于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而被取代。因此,马来人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个“新马来人”(Maleyu Baru)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新马来人应该具备五大特质:务实( Pragmatis)、进取(Agresif、竞争力(Kompetitif)、敏锐(Sensitif)和创新(Inovatif)。1993年巫统党选,少壮派的安华与一批“宏愿”队伍登上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舞台。
“当时安华高举‘新马来人’的旗帜,气贯长虹”华人社会亦不甘寂寞,先是由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提出“塑造最优秀的华裔”,然后有雪兰莪吉隆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颜清文附之以“塑造新华人”
“新华人”概念亦呼之而出。
三、“我们都是一家人”与“Gong Xi Raya”
20世纪90年代,在国阵政府“小开明”政策和“2020宏愿”的感召下,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一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紧张局面,变得似乎很融洽,这期间,一度被Mahathir确定为接班人的副首相Anwar Ibrahim(安华)的表现异乎寻常地突出,他以毛笔书写的华文字幅“我们都是一家人”,经媒体大肆渲染,成了当时华巫两族和睦关系的象征。Anwar还提倡伊斯兰与儒家的文明对话,在一些研究会开幕式上用华语引用《论语》、《孟子》等中华文化经典,并对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推崇备至。首相Mahathir也肯定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亲笔题写“忍”字,并饶有兴致地观看华人的舞狮表演,其他官员则仿而效之,学毛笔书写华文。所有这一切,确是前所未有的。碰巧的是,1995年至1997年,穆斯林新年与华人新年也罕见地遇到了一起,共同的喜庆气氛,成就了“GongXi Raya”这个华巫混合词,即这是华文的“恭喜发财”与马来文的Hari Raya(开斋节,也带有祝贺节日的意思)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这个新造的词,生动地表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征,也可以看成是20世纪90年代大马文化宽容主义的杰作。巫统政府为了建立和谐的族群关系,鼓励文明对话活动,在1995年3月召开的第一个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以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为主题的。
1997年,马来亚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明对话中心”(theCentre for Civilizational Dialogue)。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控制的大众媒体中,华语节目也获得了更多的展现机会。在相对和谐的气氛中,政府还取消了长期针对华人舞狮的禁令。事情的缘起是,1979年,内政部长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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